从福耀大学到何享健基金：“科技公益”迎范式跃迁

南方财经记者高慧超 实习生劳倩岚 魏圆昊 佛山报道

日前，“何享健青年科学家”首期名单揭晓，20位青年科学家每人获得200万元科研资金支持。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应佚伦就是获得资金支持的20位青年科学家之一。

应佚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何享健青年科学家”项目在基金管理上解决了青年科研者长期面临的“经费申请难、研究周期短”痛点，“相当于给予我们一笔非常关键的创业基金，帮助我们在科研路上走得更深更远”。

据了解，由美的创始人何享健以个人名义捐赠30亿元创立的何享健科学基金，更关注“长期主义”，不仅“扶早扶小”，还不设成果转化时限，允许科研人员自主支配经费，给予青年科学家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自由度。

应佚伦提到的痛点，曾长期存在。基础研究是推动科技发展与变革的原动力，但研究周期长、产出成果慢和难以预测性，因此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且项目申请竞争激烈，在选题上更看重能否在短期内出成果。

如今，随着曹德旺、虞仁荣、马化腾等企业家纷纷投身科技型大学的创办，腾讯“新基石研究员”以及“何享健青年科学家”等科技公益项目的出现，社会资金越来越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选择。

这些基金和项目都展现出了共同的鲜明特质:均以科技突破为核心导向，兼具公益属性，且采用长期化运营模式。它们是企业与企业家科技公益的“范式跃升”——从过往聚焦短期见效的项目型实用科研，转向深耕“硬科技突破”，瞄准“国家急需、世界前沿”的基础研究领域，以长期投入为中国科技自立自强与产业长远发展筑牢根基。

基础研究是科学大厦的地基，也是破解一切技术“卡脖子”难题的钥匙。只有把地基打深、打牢，才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也才能在世界科技强国的竞争中获得主动权。

十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基础研究经费从2012年的498.8亿元增长到2024年的2500.9亿元。

但不能忽视的是，我国基础研究超过90%的投入来自政府财政，社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严重不足。而美国基础研究经费的55%左右来自企业、大学和非盈利组织，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也有私人基金会和慈善机构资助基础研究的传统。

受访业内人士表示，政府财政经费绩效导向明确，对风险较高、共识度尚低的前沿领域支持相对有限，亟需社会资金补位，形成多元投入格局，为潜在原创突破预留“孵化土壤”。

因此，国务院早在2018年就首次提出共建新型研发机构、联合资助、慈善捐赠等多元路径；2021年，我国还将“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设立基金等方式投入基础研究”等内容写入《科学技术进步法》。

得益于此，社会资本开始快速进入基础研究“快车道”，不少企业和企业家开始主动布局基础研究，为源头创新注入民间动能。

例如，一批由企业牵头的民间科学奖项纷纷设立，李彦宏、丁磊等企业家推出“未来科学大奖”，万科、阿里达摩院等先后启动原创探索计划；虞仁荣、马化腾、王健林等则以个人或家族基金会形式，定向资助科学家。

深度求索公司创始人梁文锋曾公开表示，如果要在AI领域避免一直搭便车，就必须从事一些基础研究，而且认为创新不应全由商业利益驱动，还需要好奇心和创造欲。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甚至表示:“华为每年将20%的研发经费投向基础研究，哪怕十年不见回报。”

这些民间资金不仅数额可观，更因不以商业回报为唯一目标，在支持原创性探索时展现了更高容错率和灵活度。何享健科学基金理事长方洪波也在公开场合表示，基金旨在奖励对基础研究有突破性贡献的优秀科学家，不设成果转化时限，允许科研人员自主支配经费。

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更是捐资100亿元创办福建福耀科技大学，该校直接定位为新型研究型大学，“从体制上、机制上对标斯坦福”，吸引了世界一流大学优秀青年学者全职加入并致力于将其培养成未来的世界级大师。

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当前社会资本在参与投入基础研究项目时更偏向公益性，更聚焦于支持具备原创性和突破性的基础研究领域，强调开放性、容错机制和长期主义，以适应科研创新的长期需求和发展趋势。

仔细梳理不难发现，目前有两类企业乐于投资基础研究:一是身处国际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领域的企业，他们需要基础研究的突破带来新的增长曲线；二是新兴赛道中的创新企业，他们对科技创新有着天然偏好和旺盛需求。

为何企业乐于投资基础研究？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注意到，一些民营企业研发资金充裕，研发投入意愿强烈，但企业很少有资源和能力足以承担基础研究工作；而大量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员，没有长期的耐心专注于基础研究的突破。

也因此，不少企业探索出通过科技公益的形式支持相关科学家群体或项目。而究其根本，其持续的投入在于民营企业对基础研究领域带来的关键技术突破、推动产业升级充满强烈渴求。当越来越多社会资本愿意为基础研究掏钱，这就意味着企业正日益进入创新核心区。

任正非公开透露了华为热衷基础研究投入的初衷:“现在科学和技术的边界越来越接近，科学转化为技术的时间越来越短，如果等到大学把理论完全研究明白，企业再去进行技术开发，企业就不能建立先发优势，就没有竞争力。”

任正非的这种看法，代表了相当一批创新前沿企业的认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就发现，对基础研究的长期投入，正在成为创新前沿企业的可选竞争战略。“适度和得当的基础研究，与企业的创新产品迭出、竞争实力占优、经营发展持续，可以相得益彰。”

全球著名的罗氏制药公司，目前每年投入超过百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研发，相当部分是基础研究，这不仅导致其诞生了几位诺奖获得者，也促进了其创新产品不断推出，并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销售收入名列全球制药行业前茅。

以何享健科学基金为例，其成立科学基金的初心，源于何享健对科技发展的关注。美的从一家乡镇小厂到科技集团的蜕变历程，从“制造”到“质造”再到“智造”的产业升级之路，让何享健明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该基金不追求短期可见回报，而是聚焦基础科研这类需要长期投入的领域，致力于解决根本性社会问题。这种模式形成了一种积极而宝贵的社会力量补充，与国家投入形成有益互补，共同推进科学事业发展。

当30亿元个人捐赠化作科学“探照灯”，照亮的不仅是青年科学家的前路，更是中国基础研究自我造血的新范式。